国外私立高校的发展类型及对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民办高校发展迅速, 很多民办高校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特色。2016年11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修改《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决定, 至此, 我国在民办教育基本制度设计上实现了与国际接轨。在此背景下, 有必要重新审视民办高等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地位。通过梳理国外私立高校的办学特色与发展路径, 分析其发展背景、战略选择、办学定位、经营模式以及发展走向, 可为我国民办高校找准发展定位、形成办学特色提供参考。

由于社会背景和历史发展进程不同, 不同国家私立高校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大致可分为研究型大学、普通大学、文理学院和职业学院等类型;根据学校的性质, 又有营利性与非营利性之分。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的发展, 高等教育也在不断改变办学形态, 出现了诸如教育集团、企业大学及网络大学等新型的高等教育形态。从国外私立高校特色发展定位的横向比较来看, 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五种类型。

一、基于学术引领的私立高校

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和早稻田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 都是基于学术引领的私立大学。这些高校的办学历史较长, 其创办时期的社会环境与当前我国民办高校的所处社会环境不具有可比性。不过, 后起的办学历史较短的一流大学, 如韩国浦项科技大学, 可以成为探索基于学术引领的私立高校发展的典型案例。

韩国浦项科技大学 (Poh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成立于1986年, 当时韩国正处于“新村运动”后期, 经济开始腾飞。为推进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 满足国家快速发展对人才的旺盛需求, 首任校长Hogil Kim教授和首任董事长朴泰俊在浦项制铁公司的支持下成立了韩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 学校对自身的使命有着清晰的认识, 以“提供最好的教育, 培养未来世界领袖;在科学和工程领域进行开拓性的研究和发展;服务国家乃至全世界”为办学理念, 有目的地培养精英人才并注重理工科教育, 使学校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能集中力量培养社会紧缺的人才。一方面, 学校非常注重对在校生人数的控制。1987年正式开学时, 学校共招收249名本科生、91名研究生和18名博士生;截至2016年, 学校也仅有在校生3 619人、研究员630人、教授270人。小规模招生不仅保证了生源的质量, 也提高了生均经费水平, 为精英人才的培养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 学校开拓多种资金来源渠道, 建设特色学科和优势学科。

为了重点培养社会紧缺的理工科人才, 学校有选择地将工程技术、生命科学和钢铁技术作为优先发展的学科, 实现了短时期内的跨越式发展。当然, 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充足的资金支持。根据该校官网公布的2015年度经费预算, 科研经费的支出占比达49.4%。作为韩国重要的研究型大学, 浦项科技大学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 其中政府拨款的科研经费就占51.1%。由于办学理念契合了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 又与韩国现代化进程紧密联系, 该校获得了来自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 为办学资金的募集提供了良好条件, 2015年捐赠收入占当年学校总收入的19.5%。

浦项科技大学的跨越式发展主要得益于学校在建立之初就确立了科学的办学定位, 并努力付诸实践。经过30年的强化发展, 该校特色学科的实力有目共睹:在2014年英国Times世界年轻学校排行榜中排名第一 (参与排名的学校办学历史均少于50年) ;在2015年美国QS世界大学排行榜中排名第87位、亚洲第10位, 成为目前韩国工科实力最强的大学之一。对于一所建校不足50年的私立高校来说, 这样的成绩令人叹服。

二、基于优质教学的私立高校

基于优质教学的私立高校又可称为小规模私立高校。这类高校的主要特点是小而精, 重视本科教育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注重建设优势学科, 学制往往比较自由, 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学习机会和较多的国际交流学习平台。如澳大利亚的邦德大学以及美国一众文理学院。这些学校在校生人数与传统的一流私立高校相差较大, 基本在万人以下 (见图1) 。

图1 部分小规模私立高校与传统一流私立高校在校生人数对比/人

邦德大学 (1989年创建) 是澳大利亚第一所私立大学, 也是国内少有的完全独立的私立大学。在近30年的发展中, 邦德大学的主要特点就是控制学校规模。根据学校早年的发展目标, 在校生人数一般控制在3 000人, 虽每年有扩大招生, 但非常谨慎。同样, 四年制私立文理学院是美国小规模私立大学的代表, 特别是属于“小三强同盟 (Little Three) ”的威廉姆斯学院、阿姆赫斯特学院和斯沃斯莫尔学院, 都以小规模著称, 在校生人数均不超过3 000人。这些学校虽然人数不多, 但都坚持优质的办学理念, 重视优势学科的建设。

美国的文理学院始终坚持以本科教育为主要任务, 且大部分文理学院没有开展研究生教育, 也不参与联邦政府的科研资助计划。大部分文理学院始建于英国殖民地时期, 古老的教育传统使得这些学校始终坚持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坚持文理教育。例如, 阿姆赫斯特学院要求学生在33类学科和2种研讨课中自由选修, 其中大部分为人文社会科学和艺术类课程。

小规模和优质教学的办学方式并非对应严苛紧张的校园氛围, 相反这些学校往往具备较宽松的学习和生活氛围。美国的文理学院在管理上崇尚高度自治, 部分学校还实行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的方式。如厄勒姆学院坚持以全体师生达成共识为主要决策形式;韦尔斯利学院的学生则通过学院社团参议院和学院委员会参与决策;邦德大学全年被分割为3个学期, 每个学期14周, 每年10周假期, 学生可自主选择在5月或9月入学, 以便更快地完成相应学位的课程, 留出更多的时间进入就业市场积累实践经验。

三、基于产业化运作的私立高校

基于产业化运作的方式虽然不是早期私立高校的运营形态, 但是产业化运作已开始成为一些大学适应社会新需求之下衍生出的新的生存与发展方式。传统的教育方式、教育手段、教育内容和教育目的不能适应未来社会的要求, 教育要以“学会生存”为重点, 把它当作一项长期的发展工作来看待。这种终身教育概念的产生, 使得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日益紧密。

凤凰城大学由约翰·斯珀林博士和他所拥有的阿波罗教育集团在1976年出资建立。斯珀林认为,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 竞争不断增强, 越是专业人才越有再教育的需求与动力。因此, 凤凰城大学从成立之初就定位为营利性大学, 并设立了非常明确的办学目标:面向成人的高等教育, 不是培养常青藤联盟大学中的科学研究精英, 而是集中培养社会职业领域实用的专业人才;学校的服务对象是具有自主教育需求又能承担教育费用的特殊人群, 即那些真正需要职业教育且明白需要何种职业教育的人士;学校的教学重点是能够在工作中直接产生效用的实用学科, 例如与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企业管理、市场营销和财务管理等;学校的性质是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 不是所谓的探索普遍学问的场所, 也并非高等学术机构。这对于传统学术圈来说无疑是另类的, 当时身为圣何塞州立大学终身教授的斯珀林, 在商业实践中抛弃了固定教职的方式 (教授均为兼职) , 被认为是“赤裸裸的实用主义”, 甚至被他的校领导批评为这是在“培养有铜臭味的学生”。

凤凰城大学与阿波罗教育集团在其40多年的运营中探索出了一套商业运作模式, 尤其值得研究。首先, 在“面向成人的高等教育”的办学目标下, 凤凰城大学的业务范围主要集中在职业教育和再就业培训。凤凰城大学充分考虑市场和客户 (成人学生) 的需求, 为他们设计可定制的教学计划, 大大提高了学校的教学效率, 也提高了人才培养的质量。

其次, 在营利性大学的定位下, 学校将提高营利能力作为核心任务。与大部分私立高校一样, 集团收入有90%以上来自于学费。私立高校没有公立高校和非营利性高校的财政性补贴、捐赠, 反而要向政府纳税, 这就迫使学校通过削减与教学无关的项目开支以降低办学成本。

从表1可以看到, 阿波罗教育集团整体支出用于日常行政管理的费用降到10%左右;2014—2015年学校的学费收入在缓慢降低, 但运营成本在不断上升。实际上, 随着近年来入学人数的减少和教育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 教育集团的营利能力在不断下降。2017年2月, 阿波罗教育集团正式被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The Vistria Group等投资基金收购。

目前, 除阿波罗教育集团外, 全美还有6家大型的营利性高等教育公司, 他们大多服务于市场, 教学内容务实、教学手段多样及办学成本较低, 通过引入优质资本和产业化的运作模式, 很好地诠释了美国营利性高等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性质。在与传统公立高校或非营利性高校的竞争中, 这些教育集团占据了独特的优势地位, 获得了就业市场的认可。

表1 阿波罗教育集团2014—2016年收支情况

四、基于企业发展需求的企业大学

企业大学是企业基于产业需求和企业发展而创办的私立培训机构, 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企业与大学“联姻”的产物。但目前学界对于企业大学的定义或概念仍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 对于企业大学的理解还处于发展之中。美国企业大学研究专家马克·艾伦认为, 企业大学是一种战略性工具, 其职责是通过培养个体或组织的学习知识和智慧的活动, 辅助母公司实现自己的使命。珍妮·梅斯特认为, 企业大学的基本宗旨是使企业大学成为开发和教育员工、顾客与供应商的重要方式, 以实现组织的经营战略。企业大学作为企业培训的新形式, 具有母体作为一家企业的属性, 它产生于企业、服务于企业, 凸显着专业与行业、企业的紧密联系, 为私立高校发展的战略选择与目标定位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

通用电气公司克劳顿管理学院 (GE Crotonville) 成立于1956年, 是全球第一所企业大学, 被《财富》杂志誉为“美国企业界的哈佛”。学院设在神秘而神圣的“克劳顿村”, 成立之初是GE高级管理人员培训中心, 被誉为“GE高级领导干部成长的摇篮”。杰克·韦尔奇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对克劳顿管理学院的定位就是为企业的“数一数二”战略服务。摩托罗拉大学于1974年初由公司第二任总裁鲍勃·加尔文发起, 并在美国芝加哥的摩托罗拉公司总部成立, 被公认为企业培训教育的楷模和世界顶尖的企业大学。学校成立之初主要为公司员工提供继续教育和职业培训, 而后开始放眼于企业之外, 开始为顾客、供应商和合作伙伴提供培训咨询服务, 从而建立更广泛的商业生态系统。

作为一家培训机构, 企业大学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接近“大学”又区别于传统大学的学习型组织。克劳顿管理学院在发展过程中总结出一套“咖啡冰沙式的混合培训”方式, 既有在线自学, 也有小组讨论或课堂学习。摩托罗拉大学一直秉承“大学的机构设置, 企业的管理模式”的发展理念, 其主要课程涵盖企业文化、技能培训、技术培训和管理培训四大部分。在培训形式上, 主要通过深度会谈和讨论, 让员工能够在阐述个人思想的同时倾听和借鉴别人的思想, 形成团体智慧。

摩托罗拉大学于1993年在我国设立大学, 这是我国境内诞生最早的企业大学。之后, 越来越多的企业特别是大型知名企业认识到企业大学的重要性, 着手建立自己的企业大学, 其中包括我国首家企业自办的高校———春兰学院 (1997年创办) 和被誉为我国企业“黄埔军校”的华为大学 (2005年注册成立) 。目前大部分企业大学还停留在企业自有的培训中心定位上, 但是部分企业大学已经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例如马云创办的湖畔大学, 受到了媒体和社会的强烈关注。

五、基于信息技术支持下的私立高校

随着网络化时代的到来, 特别是近年来互联网及个人手持电话设备的日臻完善, 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 (MOOC) 的规模和形式也在不断发展, 对如何组织大学教学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些网络课程一般以开放共享的互联网为依托, 借助新兴信息技术和视频流媒体技术传播授课影像, 迎合了当下年轻人的学习和生活方式。

可汗学院是由孟加拉裔美国人萨尔曼·可汗创立的一家教育性非营利组织。在开放教育资源的演进中, 受美国林地公园高中“翻转教室”、美国密歇根大峡谷大学数学教师“颠倒的教室”启发, 可汗学院从最初单一的教学视频开发, 发展到“应用微视频和相应的一整套新型组织管理模式, 改变传统课程教学体系”, 成为最有影响力的课程形态之一, 甚至被比尔·盖茨誉为“未来教育的发展方向”。目前, 可汗学院的教学影片超过2 000段, 涵盖数学、历史、金融、物理、化学、生物以及天文学等科目。该机构曾获得2009年微软教育奖, 2010年谷歌“10的100次方”教育项目的200万美元资助。

可汗学院受到各阶层人士的广泛欢迎, 与其本身所具备的独特优势密不可分。在网络视频的制作上, 可汗学院发挥了视频主讲人的主观能动性, 并借助网络视频制作的特点, 利用网络传送的便捷与录影重复利用成本低的特性, 每段课程影片长约10分钟, 从最基础的内容开始, 以由易到难的进阶方式互相衔接。这不仅方便了主讲人对课程的录制和编辑, 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用户更专注于某一知识点;在视频的内容上, 强调学生的学习效果。在教学视频中, 教学者本人不出现在影片中, 仅有声音指导, 教学内容以电子黑板系统的方式呈现, 这种方式减少了学生的学习压力, 又增加了学习的趣味性和直观性。

凤凰城大学也有自己的远程学习服务, 服务专员与教师仅凭电话或邮件就能协助学生完成学习, 为学生提供24小时在线服务。学生可在网上完成注册、缴费、购买数据、图书馆服务、教学研讨、提交作业、考试与评估甚至毕业典礼等环节。同时, 凤凰城大学的远程教育与其他大学互认学分, 学生在别的大学或在经凤凰城大学认证的场所接受教育或培训, 其获得的学分或专业培训证书均能被认可并折换成学分。可以说, 这种基于信息技术支持下的私立教育机构, 为我国民办高校从实体形态走向虚拟形态提供了参考。

六、对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启示

《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和《民办教育促进法》的修订, 标志着我国民办高等教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梳理国外私立高校特色发展的类型, 有助于开阔我国民办高校办学者的办学思路, 探索符合我国国情和各自校情的办学模式, 推动民办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一) 找准定位, 控制规模, 树立“特而优”的办学理念

办学理念是对“如何办好学校”和“办怎样的学校”的一种思考。目前, 民办高校普遍注重办学规模效益, 资金来源仍以学费为主。扩大规模带来的经济效益, 不仅有利于为民办高校师生创造良好的教学环境, 也有利于吸引优秀的师资以及为办学者带来更为丰厚的经济回报。但是学校发展也存在“边际收益递减规律”, 因而坚持特色办学理念显得至关重要。如美国文理学院坚持传统的博雅教育和学生自治, 为学校办学特色的形成作出了贡献。新时期下我国民办高校应尽快实现转型发展, 正确处理规模发展与内涵发展的关系, 控制在校生规模, 把更多的精力和财力投入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上去, 努力获得社会认可, 积极构建教学服务型大学。十三五期间, 我国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提出了“优先发展应用技术类型高校、小规模有特色学院”的目标。民办高校的办学自主性较公办高校更强, 更适合走特色化发展道路, 因此要找准定位, 充分发挥办学优势, 聚力打造优势学科与特色专业。

(二) 聚力优质资本, 优化民办高校运营模式和办学机制

从民办高校本身看, 我国民办高校的经费来源单一, 国家和地方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较少, 社会捐助也不多。2017年印发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 要促进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 “鼓励社会力量进入教育领域, 拓展社会力量参与教育发展的渠道和范围……鼓励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通过多种方式举办学校和教育机构。”落实社会力量办学的宗旨, 要求民办高校广开经费筹措渠道, 聚集优质资本。

从国内的资本市场来看, 社会资本与教育结合的形式已初现端倪。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显示, 截至2017年3月24日, 新三板挂牌公司达到10 951家, 其中正式挂牌的新三板教育公司有81家。2017年3月22日, 民生教育集团挂牌香港交易所, 成为国内首个挂牌上市的民办高等教育集团。这些公司在成立之初往往面临着公众质疑、政策不公和经费短缺等问题。2015年12月30日, 湖南金侨教育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登陆新三板, 不过到次年10月, 就“因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宣告终止挂牌。港股上市的成实外教育旗下的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宇华教育旗下的郑州工商学院和原新三板挂牌的金侨教育旗下的湖南软件职业学院, 无论在人才培养和科研水平上都未有突出表现。可见, 这一办学模式还需继续摸索。

(三) 创新合作方式, 服务产业发展, 培养适应市场需要的应用型人才

高校毕业生找不到理想工作、企业招不到合适人才, 是就业市场上一对突出的矛盾, 反映了高校人才供给与市场需求脱节的问题。企业大学来源于企业培训部门, 在组织职能和内涵上对企业的发展更具有战略意义。因为企业大学脱胎于企业, 在人才培养上可有效弥补传统大学人才培养中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缺陷, 所以更符合当前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要求。企业大学虽不能直接为传统高等教育所参照, 但至少已经突破传统意义上对大学的定义, 丰富了大学的内涵, 创新了大学的体制。

如今, 很多民办高校开始向企业寻求新的合作方式, 传统企业大学与部分民办高校培养适应劳动力市场的应用型人才的目标不谋而合。一方面, 诸如“行业学院”等定制化的人才培养模式, 把学校的教育资源与企业的实践资源相结合, 建立校企共建的行业学院, 为企业的高端人才培养探索了新的路子, 为相关产业的良性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 也为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题打开了新的思路。另一方面, 部分民办高校原本就是由企业出资兴办的, 如三亚学院由吉利汽车集团举办,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由浙江新和成股份公司举办, 这些民办高校在管理风格上往往融合了企业管理的理念, 与市场的联系更为紧密, 对市场变化的反应也更为敏捷。校企双方的合作, 有效满足了企业对人才的各种需求, 有利于提高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率, 进而培养出更多的应用型人才。

(四) 改变办学思路, 拓展教育新形态

信息化与科技变革带来的大规模在线教育, 正孕育着大学发展历史上的第三次革命, 在现代大学迈向未来大学的进程中, 高等教育的文化传承与创新职能将被普遍和牢固地确立。《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拓展教育新形态, 以教育信息化推动教育现代化, 积极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创新发展, 努力构建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 形成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环境。”当前国内的高等教育形态还是以传统课堂式教学为主, 虽然出现了“网易公开课”“学堂在线”和“中国大学MOOC”等在线学习平台, 但更似公办高校优质课程资源的线上延伸, 在学历教育领域也未有大的教育形态的变革。MOOC为丰富教学新形态作了有益的尝试, 但要真正实现效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教育新形态的本质是办学思维的变革, 主要表现在教学方法与手段上。对于大部分定位于研究型大学的公办高校来说, 网络课程更似点缀, 但对于大部分定位于教学型特别是注重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民办高校来说意义非凡。民办高校在学制和学习方式上较为灵活, 网络学习符合这种多样灵活的教学要求;民办高校注重教学质量, 很多课程更具实践性, 符合大部分网络学习者的学习需求;民办高校与企业合作紧密, 在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等相关职业认证培训的网络课程开发上, 更有可能实现盈利。总之, 民办高校在网络教育领域大有可为。

（参考文献略、注释略）

（本文刊于《浙江树人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2018年第2期。作者系浙江树人大学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研究院研究员）